观澜楼

五年后。美国纽约。

普利策新闻奖的颁奖典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洛氏图书馆举行。

“谷女士，该您了。”

工作人员走过来，微笑着示意我上台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了红毯。

台下坐着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、最挑剔的评委、最有权势的媒体人。

他们都在看着我——一个来自华国的、在柏林大学读完研究生的、用五年时间报道了十七个国家、四十三篇深度调查的女记者。

“感谢普利策评委会，把这个奖项颁给《沉默的证人》系列报道。”

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现场。

“这组报道的灵感，来自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经历。”

“七年前，我失去了我的儿子。他三岁，从托儿所的高低杠上摔下来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”我的声音很稳。

这五年里，我练习了无数次，在无人的夜里，对着镜子，一遍一遍地说，说到不哭为止。

“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的人生结束了。但我后来发现，结束的不是我的人生，是我对这个世界天真的幻想。”

“我做记者的初衷，是为了寻找真相。而我花了七年才明白，真相有时候是残忍的。但残忍不是我们逃避它的理由。恰恰相反，残忍是我们必须面对它的原因。”

台下响起了掌声。

我微微鞠躬，然后直起身。

我的目光扫过观众席，在一个角落里停了一下——不是看到了谁，是想起了一个人。

那个人曾经站在演讲台下的角落里，远远地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

说来，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。

“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个私人消息。”我深呼了一口气，

“我恋爱了。他是一位德国的摄影师，我们在叙利亚的难民营认识的。他拍下了那张获奖照片，我写下了那篇报道。我们在一起三年了。”

台下有人在笑，有人在鼓掌，有人在吹口哨。

我笑得眉眼睛弯弯。

“他今天也来了。他说如果我获奖了，就当众宣布，让他也沾沾光。”

我朝台下某个方向挥了挥手。

镜头切过去，一个高个子、金色卷发的男人站起来，朝镜头挥了挥手，笑得腼腆又开心。

“他叫kas。他教会我一件事——伤口会愈合的，虽然会留疤，但不会再疼了。”

我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掉眼泪。

“谢谢大家！”

掌声雷动。

我走下舞台，kas在通道口等我。

他张开双臂，我走过去，抱住了他。

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，低声说：“你太棒了。”

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，笑了。